我觉得制片人当一个后勤部长还是不够的，要当三个脑袋一个灵魂：即艺术脑袋、企业家管理的脑袋、商人的脑袋和懂政治。

　　主持人：应该说《康熙王朝》是创造了我们国家好象近10年一个收视率的高峰，好多城市甚至有万人空巷看这个剧的盛况，您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刘大印：我前几天刚刚从四川过来，在成都做了一天节目，他们用车把我从重庆街道成都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三刻了，他们的副总编说，刘导，咱们坐上人力车，随便选条巷子，敲开几家门，看他们在看什么？我们随便敲了十几家门，全都在看《康熙王朝》。看到这个情形，我知足了，人生财富在此啊。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是学表演出身，而且有18年演员经历，您是怎么走上制片人道路的？

　　刘大印：我在话剧团做了10年的演员，在福州军区瞎混了8年。原来我没这么臃肿、这么胖，不帅，但很壮。后来满满胖了，到了军区，老演司令员，在部队好几年演一部戏，人生苦短，一个司令员角色最多有那么几场戏，不能就这么耗着。1985年，我开始当制片主任。当时我以为制片不就是后勤部长嘛，后来我觉得制片主任不但要管好钱，还应该什么都懂。我逐渐意识到，我做演员可能不时最好，做编剧比不上现在的成功者，但制片人在中国是个冷门，我自认是个杂家，要当制片人的话，我肯定要把中国的制度改过来。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导演中心制，我要由导演中心制向制片人中心制转移。我觉得制片人当一个后勤部长远远不够，要当三个脑袋一个灵魂。艺术脑袋就是说作为一个制片人，懂剧本、懂导演、懂演员，灯、服、摄、录、美都要懂。企业家管理的脑袋是说制片人工作充满了管理，财务的管理、人事的管理、思想的管理、生产的管理、市场的管理等等。商人的脑袋就是要懂市场。一个灵魂，是说要懂政治，制片人在中国不懂政治，剧本导向有问题，肯定被枪毙。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商人的脑袋，您现在制作的这种长篇连续剧，投资其实都是几千万的大手笔，从商业运作的角度看，投资越高，风险越大，您是怎么避免这个风险的？

　　刘大印：投什么项目，做什么事情都有风险，关键是好的制作人把风险降得比较低，甚至无风险。怎么办呢？那就是要策划和设计，那就得对市场有清醒的头脑，对这部戏的前景有清醒的头脑。说到风险问题，好的剧本句解除了一半风险。再加上好的导演以及灯、服、摄、录、美等，风险基本就没有了。

　　2、制片人有哪些窘境？

　　拿着钱的时候是爷，进入拍摄过程是孙子，完成以后是个推销员，这不光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在很多制片人身上，几乎形成了规律。

　　主持人：说到物色人选，当时您拍《武则天》的时候请刘晓庆复出，她当时已经五年没拍戏了，您是靠什么把她打动的？

　　刘大印：人家说花花世界钱开路，我认为朗朗乾坤情先行，我用感情打动了刘晓庆，三顾茅庐，给她分析利害关系，跟她讲这部戏的前景，讲怎么得到她第二个春天，讲拉很多，最后感动了她，她就演了，结果就大获成功。

　　主持人：拍《康熙王朝》的时候，您说一定会超过《武则天》，您现在敢说您下一部戏一定超过《康熙王朝》吗？

　　刘大印：我不会降低要求，至少要打个平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主持人：您以前做个一个挺风趣的比喻，说在一个电视剧从制作到最后的推出，其实制片人是扮演了三种不同的角色，拿着钱的时候去物色演员、物色导演的时候是爷，进入拍摄过程了就是孙子，完成以后是个推销员，具体讲讲好吗？

　　刘大印：这个问题，不光发生在我身上，也发生在很多制片人身上，几乎形成规律。因为在做一部戏的时候，如果刘大印有点名气，运作方法很独到，这时候，什么都好说，合同牵得顺利。到了中间，事就来了，这问题那问题，那我就得顾全大局，为了稳定剧组的形势，我就得让步。

　　主持人：有人说有些演员觉得片酬不够高但片子肯定有很好的前景时，演到一半，他说我不演了。他要加钱，有这种情况吗？您怎么办呢？

　　刘大印：让步政策，当孙子。但是我心里气鼓鼓的，气得关上门摔茶杯，但是开开门还得照办。

　　主持人：还有人说在现场看到，您象搬运工一样在搬道具。

　　刘大印：有一次我通知剧务，在山顶上拍打平凉城的炮，中午送饭，结果到了一点半才送上来，本来要送四个大包子，结果才送四个小包子，你说一个大男人吃四个小包子，他能不急吗？整个剧组人心有点浮动，我就赶快从山上下来，截了辆拖拉机，到了镇上，那时都下班了，这个店买几个鸭蛋，那个店买几个干饼，然后背了口袋送上去。原来是在半山腰上拍炮战，拍完了，需把麻袋都抗到山顶上去，有三四百米，我喊了几声，大伙都累了，没人应，怎么办？我自己第一个下去抗麻袋。这时候，用语言用命令是不解决问题了，只能用行动。然后很多人都带动了，也都去扛了，因为工人都走了，这事本来应该是工人干的。

　　3、艺术和大众品位发生了冲突，您会选择哪一方？

　　我会照顾大众，这是我的大众。我从《武则天》之后到现在6年做了一份答卷，我交给上帝，交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全国的观众。

　　观众：刚才您提到三个头脑一个灵魂，其中说到第一个头脑就是艺术头脑，有时您可以把艺术和商业连在一起，但是如果它们之间发生了矛盾的时候，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您是不是也会在艺术上做写让步呢？

　　刘大印：艺术和商业，如果发生了冲突，我好象把艺术放得更重要一点。我知道艺术它这种潜在的商机，你要可以地去配方去照顾，反而会失败，你要是追求了艺术，它的真谛或它的完美会增加商机。当时看不到，事后会看到的。刻意地追求商机，片子会彻底失败，我会成为千古罪人，我会白白浪费掉人民的财产，2000多万都浪费了，那时不合适的。

　　观众：各方面的压力有没有让您觉得难过的时候？

　　刘大印：有很多。有时候处理完问题，回到屋里，关上门，我也大哭了几次，蒙着被子。有人敲门，眼泪擦干，开开门，还得去处理问题。昨天来了一个在《康熙王朝》里演王辅臣的武汉军区话剧团的演员，是一位老同志，他当着另外一个公安部的制片人面说，刘大印在现场的时候，我抢救过他两次，给他刮痧，掐人中。在陕西的时候，遇到的矛盾也很多，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无论如何不能停机，无论如何要拍下去，无论如何要顶住，我是出品人，总制片人，又是导演。现在我不想说这个事情，因为一说会涉及很多人，我又健忘，我把不愉快的事情事情全部忘掉，我记得全是美好的事情，这样我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主持人：男儿有泪不轻弹，您说您几次蒙着被子哭，哭什么？哭自己吗？

　　刘大印：哭自己无能吧，处理事情无能，只能这么说了。委屈肯定有，那就不谈了。将来我老了，准备离开影视界的时候，我想写一本书，题目是“匍匐在独立制片人道路上”，这时候我就要说真话了。

　　主持人：刚才您说艺术和商业盈利有冲出，但是现在如果艺术和大众品位发生了冲突，您会选择哪一方？

　　刘大印：我会照顾大众，这是我的大众。我从《武则天》之后到现在，6年做了一份答卷，我交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是全国的观众，我说我只在乎你们，在乎收视率，收视率就是给我打的分，观众就是我的老师。因为你做一个作品，观众不认可，白搭、不值钱，观众认可，观众给你肯定和赞许了，这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