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凤凰卫视的人一定记得一位蓄着八字胡，脑门闪亮，长相很像列宁同志的主持人，他叫阮次山。

    凤凰正式开播于1996年3月31日，它从一家娱乐电视台，逐渐成长为颇具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其所昭示的若干规律，可以给从事新闻实务、新闻研究，及其他各种与新闻传播工作有关的人员以启迪。

    为了向世界发出华人媒体的声音，拉近全球华人距离，构建两岸三地桥梁，勤勉的凤凰人孜孜以求，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路，尽管这条路目前还不够平坦……

    凤凰卫视的系列新闻时评节目深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凤凰的几位重量级评论员都已年过半百,他们靠着自己的经验、学识与智慧，在边看边说中，告诉了国人想知道的答案，甚至那些延伸出来的走向。人们由此记住了他们。阮次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是人们心目中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的专家。在海内外，他可谓是家喻户晓,每当有人提到他时,周围的人就会立即插话：“呃，阮次山呵，这个小老头挺有意思的……虽然说话结结巴巴，却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很有见地。”笔者也是他的忠实观众，看过他无数期节目，脑海中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片段。

    就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的前一天下午，笔者有机会走近这位看似平凡又有几分特别的电视人。

    采访定于2004年10月24日下午4点半至5点半，在北京燕山大饭店一楼咖啡厅。4点20分笔者见他健步走进饭店大门，便迎上前去打了招呼。刚下飞机的阮先生迅速办完入住登记手续，放下行李，就来到我们为他准备的座位上，这时，正好4点半，可见阮先生对时间的计算是如此的准确。

    记者（以下简称记）：阮先生，您好！因为工作关系，我每天都关注时事，也经常看您的节目，有一幅画面似乎是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2001年2月底的海南博鳌第一次《亚洲论坛》。当我看到您的“VIP会客室”同时聚集了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要，心想：“阮次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节目主持人，他到底用了什么招数使这么多国家元首同时走进他的‘会客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几个人是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巴基斯坦前总统雷加理、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和大会秘书长、前东盟协会秘书长辛格。今天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阮：聚集他们倒不难，但是那一件事情简直可以上基尼斯世界纪录了。那是我采访生涯中最难的一次，外人有所不知。我当时都快急出心脏病了。我们讲好了当天下午4点四个国家元首和大会秘书长举行电视峰会，海南电视台是我们的协办单位，在此之前我们反复强调3点钟一定要一切准备就绪，可到3点半了，什么都还没做，工作人员慢腾腾的，我急得恨不得踢他两脚，这些首脑已经坐到台上了，他们从来都是人家等他们，哪有他们等人的。我得设法“安抚”他们。这时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站起来走掉的话，我就惨了。

    这里面有两个人性格比较暴躁，一个是澳大利亚的霍克，另一个是菲律宾的拉莫斯，我安排他们俩坐在我旁边，刚好拉莫斯也喜欢高尔夫球，我就不停地跟他们聊高尔夫，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还跟霍克说，这事不怪我，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你们澳大利亚的默多克，是他的卫星出了问题（其实与人家毫无关系）。

    时间已过了半小时，灯光还没弄好，霍克想站起来走，我又吓唬他，这是live（现场），他一听是现场就傻了，如果他站起来或做出不耐烦的样子，现场播出去会丢脸的。没辙，就又接着聊高尔夫，就这样过了40分钟，工作人员才通知我们说好了，我当时的心情简直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这次电视峰会讨论的话题是“亚洲前途何处去”，元首们的见解对亚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它还打破了中外电视史上一个记录。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电视台同时聚集那么多国家元首开电视峰会的。5个元首谁先发言，谁后发言？他们都是非常老到的政治家，你提出的问题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在辩论中碰出火花，同时你还要用幽默的语言去活跃场上的气氛，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经验是驾驭不了这种场面的。

    记：我在凤凰出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这样几行字：

    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

    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牲口使

    以与众不同之形，求与众不同之本

    不可为而为之

    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凤凰人的理想追求和忘我的拼搏精神，我想知道刘长乐先生用什么绝招把你们这样一群人聚集起来，而且还那样玩命地为他干活？

　 　阮：为什么各路人马都愿意到凤凰来，因为凤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你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做新闻的人，各自都有自己的理念，有了阵地，就有了实现自己理念的机会。大家都说凤凰人是疯子，他们在这里不顾一切，埋头苦干。我在媒体工作多年，在众多的传媒企业当中，凤凰员工之间纠纷冲突是最少的，大家都专心做自己的事情，没有权利和利益之争，大家的成功与否，完全是看自己的节目。

    还有一点是凤凰的团队精神和人文管理，也是激励你向上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这次吧，凤凰放我3天假，就在这时遇上鲍威尔访华，有人说能不能试一试专访鲍威尔，当你听到这句话时，心中的那种激情就开始荡漾，让你坐立不安，你会情不自禁地放弃假期去做这件事。明天我采访完鲍威尔，晚上赶回去，其他人就会自动帮忙翻译并进行后期制作。后天这个节目就与观众见面了。凤凰人心中都有一把火，随时都在燃烧，在这里如果你没有激情，很快就会被淘汰。

    记：您出生在海南，成长在台湾，深造在美国，从事媒体这一行30多年，办过报纸，当过总编，又是知名的专栏作家，曾经有9份报刊同时给您开专栏，与此同时，您还有一家网站顾问的头衔，薪水并不薄，为什么要在年过半百时去改行做电视？您当时没觉得晚了点吗？

    阮：我和凤凰的关系跟一般工作人员与雇主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进凤凰是我的新闻事业到了一定的层次，用常人的话讲，就是到了下蛋的年龄。以前我在为理想工作的同时，也追求成就感，到凤凰之前，我的新闻工作阅历已经到了一个成熟阶段，是该回馈社会的时候了，所以我才从美国回来。说到薪水，凤凰给我的薪水远不及我在外面拿到的。我告诉我的儿子，我在国外呆得太久，如果我不把30多年积淀的东西拿回来回馈给社会，我就对不起自己。刘老板看我在“时事开讲”的表现后，坚持要我来。再说，有凤凰这个平台，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奢望能影响哪方面的人，但我至少可以把我在国外掌握的资讯奉献给国内的电视观众。

    祖国真正开放才20多年，国人在与外界打交道时，有许多我们要从头学的东西。比如说，政府官员在与商人和外国人打交道时，穿西装就不能穿白袜子。这是小事，容易解决。但在外交谈判过程中，有很多事包括细节方面的事你不了解，这就需要有人把这方面的信息传递过来。我是做新闻的，在西方生活了多年，对他们很了解，对台湾问题也有研究，更重要的是我有爱国心。很多事情经过我的分析和判断之后，能给国内观众提供相关的信息，这就是我效力凤凰的原因。

    记：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一行本来是倩男靓女们的专利，可是凤凰例外，您与曹景行、何亮亮、杨锦麟等一帮老头构成了凤凰卫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但创出了凤凰的品牌，而且使广大电视观众受益良多，我想风光的背后一定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能与我们的读者分享一点吗？

    阮：别人我暂且不谈，就说我自己吧，20多分钟的节目，我要看厚厚的一叠资料，还要六、七个小时做准备，有时甚至长达十几个小时，能正常吃一顿午餐，对我来讲，那简直是奢侈。早上10点到下午四点半，我是不会休息的，中午通常都是一个三明治加一杯水，就这我还觉得时间不够。因为我在节目中说出去的话，发表的观点不同于一篇文章的读后感那么简单。你必须对你所讲的任何一个观点负责任，当你做出一个判断时，你一定要想到，外面有千千万万的观众，这里面有内行也有外行，只要有一个内行说你这个判断不对，你就完了。所以，你要把每一次节目都做得无懈可击。

    还有，你时刻都要关注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要求你平时要善于积累。比如说，我对陈水扁枪击案的分析让人信服，这是因为我在美国学习采访技巧时系统地学过刑警破案方面的知识，同时我还掌握一定的军事常识，这些都是源于平日的积累。为什么外国资深新闻主播年龄都要求40岁以上，是因为他们积累的经验能够让观众信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也规定在40岁以上，也是因为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总统有能力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可以减少差错。

    记：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卢斯曾经说过：“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快新闻没有这种功能，转瞬即逝。”凤凰卫视时事评论节目的成功就在于你们抓住了“慢新闻具有深度”这一特点，解答了观众的疑惑，从而留住了观众的心。但有的时候有些问题你们谈得还不够到位，长期看你们节目的人会发现原因不在于你们功力不到，这是为什么？

    　阮：讲到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老板刘长乐先生，他是一个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你知道我们凤凰台不仅在内地落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落地，正因为如此，你常常会受到当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东南亚几个国家，我们在那里落地时，白纸黑字规定：不能谈论他们的内政，不能涉及他们的某些问题等等。记得有一次陈鲁豫主持凤凰早班车，用了美联社一条新闻，说马来西亚政府不准白沙小学教中文，编辑当时忘了加注美联社，7点多报的新闻，9点半，马哈蒂尔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就来了，要求我们必须马上给他更正，凤凰立刻派人赶到马来西亚当面向马哈蒂尔道歉，这还不算，当年5月，亚洲博鳌论坛，他还要求鲁豫去给他做个人专访，再一次更正这事，我们反复解释这是美联社的消息，马哈蒂尔还强调你们为什么不加美联社？

    即使在内地，政府也有一把尺子，凤凰在所有落地的国家都有一把尺子，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去适应这些大大小小的尺子而忘记自己的角色，失掉自己的勇气。但怎么把握它的度，刘老板可谓是如履薄冰。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总是会有高度的警觉性，即使是给别人提建议也要讲究技巧，让人感到你是善意的，否则你的心血就白费了。所以我给内地政府提了很多建议，他们没有人认为我有恶意。当然，你也要做到点到为止，恰到好处。

    我再给你讲一件事，1993年，第一次汪、辜会谈，由新加坡举办，这是一个历史性难题，他们当时希望做到不偏不倚。他们计划最后的签字仪式放在一家大饭店。我当时得到了一个消息，台湾反对党的人要破坏签字仪式，买通了民进党的人给他们发了记者证，准备在签字仪式时混进场去拉布条，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那一天所有电视镜头都会聚焦在那个布条上，其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跟内地代表团通气之后，就跑去找《联合早报》报业集团主席林金山，我是该报的专栏作家，在新加坡也有影响，而林金山是李光耀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和李光耀很要好，我跟他的关系也不错，我们聊完天，准备走的时候，他送我出来观赏他养的锦鲤，到电梯口，我才以很轻松的口吻告诉他，有这么件小事（实际上是大事）……他听后很惊讶,马上问我怎么处理？我告诉他，如果我是你的话，就在当天会谈结束时原地不动举行签字仪式。他说那个地方太小。我说地方小只是对记者不方便，大家相互拥挤，热闹，画面好看。他照我的意见做了，效果相当好，这就是外交技巧。如果你火急火燎，进去就谈，人家会以为你有企图。

    记：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惟一遗憾的是对您的母亲，能说说原因吗？

    阮：说来话长了，那还是我在美国一家中文报纸当主编的时候，我第一个采用新华社和中新社的稿子，当时其它的中文报刊根本不敢用，看我在前面带头，其它报社随后也就跟着上。尤其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又是第一个举行专场晚会招待祖国选手，那时虽然中美已经建交，但台湾的影响力还在那里，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带头呼吁侨界来欢迎祖国的选手，所以我要求报社举行专场晚会给祖国选手造势，我不光自己做，还有意将此消息传出去，让其他华人报社、侨社联合造势。凑巧的是祖国的选手很争气，许海峰拿了第一块金牌，我头版头条大做特做，这一下惹怒了台湾当局，将我列入黑名单，从此不让我入境，与此同时，还派台湾间谍来偷拍我们的活动，把我惹急了，我找到他们直接对他们说：“你们到底要想干什么？你们无非是想拍我吗，我就站在这里，你们尽情地拍好了，你们想要什么材料我给你们，你们不要偷偷摸摸地干。”

    洛杉矶华文报纸对中国选手的大力报道，像大坝决堤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就连财力雄厚的台湾《中国时报》的老板也坐不住了，跑到洛杉矶来办报，跟着我们大力报道奥运，没想到奥运一结束，蒋经国就下令让《中国时报》老板一周之内关门，这位同行因此损失了7000万美金。

    直到1987年我母亲去世，台湾当局仍然不让我入境，我气愤之极，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让我回去祭奠我的母亲，我就把这个问题国际化，他们知道我在美国有很多朋友，担心舆论对他们不利，就同意了。

    我的母亲当时是海南少数几个受过初中教育的人，从我开始记事时，就没有看到她有一点私心，她总是不声不响、无怨无悔地奉献。在台湾，那时我们家很穷，她总是激发我们在逆境中向上，我能有今天，与她以身作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出来之后就带着它回台湾在我母亲的墓前焚烧，以此来告慰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记：传媒人的道德在于真诚，您的成功不仅是您的真诚，还有您的智慧、勤奋以及您这颗拳拳爱国心。您是一位行走在东西方之间的人，两边都看得很清楚，请您对我们的对外宣工作提点建议。

　　阮：这个我不敢当，因为做外宣工作的人，掌握着政策，有他的思考，他的环境，他的立场，国家的需要，他懂的我们不懂。可是我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体会，外宣工作是一个长期播种的工作，有的工作今天做了不可能会立竿见影。比如说我们对美国或者对台湾，对台湾不利的是我们在那里没有媒体。对美国，主要是我们缺乏一批能够了解美国的精英，最好是既懂外文又懂外交，身临其境地去了解对方，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现在我们有许多外宣工作因为不了解对方，所以我们讲我们的，人家听没听，我们不知道。

    外宣工作说白了就好比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真正的高手看起来跟平常人一样，他的武功到你的身上把你征服了，你还不知道。

    比如美国吧，它的外宣工作是从长远的、全方位地去做的。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过去美国的国际交流署也叫美国新闻处，在每一个地方都设有美国新闻处图书馆，在我们那个时代，冷气连听都没听说过，他的图书馆就有冷气，每天一大早学生就去排队在他的图书馆看书，看什么书呢，看他的书，看他的影片，从你初中时代就开始影响你亲美，这才是真正的外宣。

    所以为什么现在台湾那些官员包括普通民众都非常亲美，因为从小就被他们教育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崇洋啊！美国印的非常精美的刊物免费送给你，表面上没什么，学英文，可是那些文章全是介绍美国的，美国的制度、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文化。他还送给你一些精美的画册、精美的卡片，里面的内容都是在说美国的社会多么繁华，美国生活多么富裕，它让你充满遐想，让你觉得美国就是你的上帝，这才叫外宣，他们做得非常彻底。

    我认为目前国内的外宣工作最好多派我们的文化团体、运动选手出去。我跟内地官员建议过，如果政府在华盛顿举行国宴时，最好邀请姚明参加，他是最好的外宣人选，你不要小看他，如果他出现在华盛顿的国宴上，那一天美国的媒体一定会大幅报道。姚明对我们的公关是好得不得了，这个人很爱国，形象好，在美国球也打得好，美国的年轻人没有人不知道姚明的。如果他出现在国宴上，美国的总统也会与他握手照相的，惟恐不亲热，因为他们也需要借姚明来宣传自己。

    如果我们想通了这一点，就想通了做外宣的道理。

    记：阮先生的一席话使我们受益良多，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阮次山此次对鲍威尔的独家专访在两岸三地引起了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利用外交的技巧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终亮出了对台政策的底牌——“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 （作者：潘天翠/此稿在采编中，凤凰卫视公关部李辉小姐在信息沟通、采访安排、照片提供等方面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精彩语录  

    关于爱国——你可以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地区有意见，但是绝对不可以不热爱自己的国家。

    关于３．２０台湾公投——陈水扁不当选，大家都相安无事，如果当选，台海之战在所难免。

    关于美国会否插手台海纷争——美国还没有傻到为一个已经意义不大的地区来得罪中国，况且台湾又不是它的“干儿子”，就算是，也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关于中美关系——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我反对“中国威胁论”，同样也反对“美国威胁论”。

    我每次上节目之前都要想，用什么样的方式阐述一个事件或问题，怎样能让观众很容易地明白我要表达的某一问题或现象的症结是什么。那些数据和背景资料都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

    我是通过一颗中国心看世界问题。

    我有一个梦：但愿在我的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个人小传

    阮次山，海南儋州人，１９４６年出生于广西，４岁时随父亲离开海南到了越南，然后又到了台湾。１９７４年毕业于政大新闻系。后到美国深造，先后获东亚硕士学位、国际政治博士等学位。１９８１年，３５岁的阮次山到洛杉矶创办了中文《国际日报》，任总编辑。后来又到《中报》当副社长兼总编辑。从１９８７年起，他开始当专栏作家。２０００年到凤凰卫视任时政栏目主编。 　

    “阮次山看天下系列”一共有５本书，除《冷和——中美世纪之惑》、《和战——两岸世纪之问》外，后３本主要关注国际局势、台湾关系和美国国内关系，将陆续在今年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