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1871-1920) 伦理学家,教育家。
湖南省长沙县人,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两次乡试不中,后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山长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
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在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6年。身处扶桑,不忘祖国,改号怀中,以求心怀中土。对日本老师诬蔑中国人的言论予以指斥,说日本“不怀好意”、“有入主中国之思想”。还参加了拒俄运动。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立志献身教育,报效祖国和人民。1913年回到长沙,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教育司司长,他断然谢绝,表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学生,领受教诲颇多。他对国事颇为关注,曾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等等。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与徐特立、黎锦熙等组织编译所,编辑出版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编辑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为其传世之作。
他对教育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10个方面内容,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张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惰,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归葬长沙县板仓。
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一生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最钟爱的两个学生: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名闻天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实现了导师的“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宏愿。
萧子升
萧子升(1894—1976,原作萧子异,文字改革后一般都作子升),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湖南湘乡人。萧子升比毛泽东小一岁,却比毛泽东高三届,是湖南省立一师的高材生。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度在国民党内任职,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易培基
《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第482页这样写道: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字寅村,号鹿山,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1920年与谭延在湖南筹组教育委员会,任委员长。次年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及省长公署秘书长。1923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任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同年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1934年辞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同年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珠宝,匿天津租界。1937年9月逝世于上海。
这段文字作为易培基的小传,不知编撰者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至少漏掉了易培基的这么一段经历,即曾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他教过毛泽东近3年的国文课;作为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做过毛泽东两年多的“顶头上司”。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位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良师和政治活动家,无论是在传播文化知识还是在指引人生道路上,对毛泽东日后的成长,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对此,历史是不会遗忘的。
在毛泽东求学时的一师,教师中易培基的资历最深,是不折不扣的“元老”。自早年在武昌方言学校毕业以后,他即受聘于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师范馆。1901年11月,师范馆与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全省师范学堂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又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两年后与湖南省第四师范合并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期间,学校几经变迁,他迎来送走了十三任馆长、监督、校长。截至毛泽东考入该校时,他在一师这块育才的园地里已辛勤耕耘了整整10年。其时,他只不过三十来岁,从年龄上说又是十足的“少壮派”。
易培基这位“明师”与“廿八画生”毛泽东的相识,是从阅读他的诗文开始的。
1914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他们这批春季始业的学生,和原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同编入一个年级。毛泽东先被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第八班。在预科班和本科一、二年级时,由袁仲谦先生担任国文课的任课老师。因此,这个时期他和易培基并不太熟悉。但是,易培基和袁仲谦同是国文教师,两人私交甚好,相互之间常常交谈起各自班级学生的一些情况。袁先生告诉易培基:他班上有个学生叫毛泽东,字润之,文章和书信常以“廿八画生”署之。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每回国文考试必夺文章魁首。袁先生赞叹,他执教以来还从未遇上过文章做得这么好的学生,认为毛泽东将来必有“大造”。透过这位老学究发自内心的赞美之辞,易培基深感这个“廿八画生”异乎寻常!
易培基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先生,他也很喜欢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打那以后,他便开始关注毛泽东,尤其是十分留意毛泽东的那些被老师张贴在“揭示栏”的诗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的文章果然词章华美,词句流畅,且立意都很高远。特别是他的论说文,大都写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笔锋犀利,气势磅礴。亲自目睹这些诗文,易培基才体味到袁仲谦这位“举子”出身、从不轻易夸奖学生的先生,为什么对毛泽东情有独钟了!
易培基与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始于1916年。这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本科一部三年级,他所在的八班的国文教师,由袁仲谦改为易培基担任。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毛泽东以一个孜孜不倦的求知者的形象,留在他的老师———易培基的心目中。
方维夏
方维夏(1879-1935)号竹雅。湖南平江人。1898年夏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曾参加变法维新活动。1905年8月到日本,入东京农业大学学习,并参加同盟会。1910年毕业回国,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湖南省署教育司司长等职,参加过倒袁(世凯)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8月在长沙参加毛泽东等发起的“俄罗斯研究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平江联络李六如等创办湖南文化书社平江分社。1922年7月代表湖南省教育会赴济南参加筹备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会议,提出开发人才、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主张。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派遣任湘军第五军秘书长,湘军讲武堂政治部主任兼政治教官,推动对旧军队的改造,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党代表。1928年春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春回国,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师生建校舍、制教具,编教材,创办起新型的红军学校。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1933年夏,调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教育厅厅长兼裁判部部长,对发展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赣南特委宣传部部长,领导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率部转战赣粤湘地区,后在桂东东边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1935年春,所部与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率领的赣南游击支队会师,合并为湘粤赣游击支队,成立中共湘粤赣特委,他任宣传部部长。在国民党军进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对敌斗争,1936年4月在桂东沙田的仙背山被叛徒杀害。
黎锦熙(1890-1978)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字劭西,湖南湘潭人。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后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的教授、系主任或文学院院长等职务。1916年,他倡导组织了中国国语研究会,宣传言文一致,提倡国语统一,积极从事选定标准语的运动。1918年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同年,注音字母公布后,他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主持和参与了注音符号的修订,国音新标准的指定和《国音常用字汇》的审定等工作。在辞典编纂方面,1923年,他促成于国语统一筹备会下设立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更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他于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一书,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白话文语法著作。该书在借鉴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 ,继承并修改了《马氏文通》的说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白话文语法研究体系,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使他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该书以意义作为分析语法的标准,以句子为中心,认为句子是语法分析的基础,屏弃“词本位”的语法体系,提倡“句本位”语法,建立句本位的词法论和句法论。他用意义来划分实词,把词类分为实体词、述说词、区别词、关系词和情态词5类,把句子成分分成主要、连带和附加3种。他还提出“依句辨品”的说法,认为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有对应关系,词性随着词在句子中的分布位置而确定。在书中,他还将美国的里特等人用图解分析语法的方法用来分析汉语语法,开创风气之先。1923年他与钱玄同、赵元任等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他强调词类连书(即词儿连写)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为推行国语,他还与钱玄同一起于1929年创办白话文的《国语周刊》。1935年,他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出版,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自清末以来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运动的始末、性质、范围、目的、理论、方法和纲领,是国语运动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193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会”(干事王荫兰,助理干事黄现璠)成立,他任“教育研究会”导师。1945年,他与许德珩等倡导成立九三学社,还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郭沫若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理事会副主席。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当选为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从事语文研究与教学近70年,涉及范围很广。主要贡献集中在推广普通话和汉字改革、汉语语法研究及辞典编纂方面。1949年后,他又积极参加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和检字法等项工作,并出版了《中国文字与语言》《汉语规范化论丛》等多部著作。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此外,他还著有《比较文法》(北平著者书店,1933年)、《中国语法与词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0年)、《汉语语法教材》(合作,商务印书馆,1957~1962年)等。他曾主编《国语辞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释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等,解放后又主编了《汉语辞典》《国音字典》《学文化字典》《学习辞典》等。这些工具书都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语文教学水平、推广普通话及汉语规范化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毛泽东的国文教师袁仲谦先生
我的同乡邻村——湖南省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国文教师袁仲谦先生的故乡,他曾于1913年春—1918年教毛泽东的国文5年半之久,对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影响是很深的。在他去世20年之后,毛泽东于1952年特为他亲自题写墓文:袁吉六先生之墓。并于1950年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同志写信要求省政府给袁妻予以接济,后又安排袁妻去北京、上海等地观光居住,还于1965年从北京托章士钊先生为袁妻送来400元钱为袁先生修坟墓。在袁先生的墓侧还刻着章士钊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在1965年赴毛泽东家宴时对袁的评论:此老通古今文史,斯人育天下英才。
袁仲谦先生,在我的家乡又叫袁吉六。因1887年在长沙参加乡试举拔贡,钦赐旗匾一块,故又叫拔贡先生;他的胡子有半尺多长,所以还有人称他为大胡子。他的祖籍在今湖南新化县(现为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祖上在清初迁往湘西,袁仲谦先生于1868年出世,幼时在湘西保靖、古丈等地读书,1887年举拔贡。后因患病,末能进京参加会试,他的字写得好,古文读得精,曾在湘西苗乡土寨教书多年,于1912年5月回到新化县(现隆回县)白莲村,并在其不远的岳父家(现新化县苍溪山)自建新居,取名“山斋”。
1913年春,袁先生回乡后不久,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立,同县人陈润霖任该校校长,袁先生应陈之聘,成为第四师范的国文教员,毛泽东正好于这一年考入第四师范,由袁仲谦先生担任其国文教师。1914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转入本科一部八班后,还是袁先生担任他的国文教师,直到1918年毛主席暑假毕业,他前后教毛泽东的国文达五年半之久。毛泽东一贯喜读国文,酷爱国学,袁先生非常器重毛泽东,对他要求严格。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采访时还特别提到袁仲谦、杨济昌等教员,其中第一个就是袁仲谦先生,毛泽东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遍过得去的文言文。”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于1915年发动学生驱赶校长张干,张干挂牌要开除毛泽东在内的十七位“闹事”学生,在这关键时刻,袁先生极力反对,并多次在人前高度评价毛泽东,说:“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也”,尽力为毛泽东等人说情,才使毛泽东等人免于开除。此后,袁先生对毛泽东更为器重,经常找他谈话,介绍他读一些古典文学,指教他“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想多写多问;并关注其革命活动。据罗元鲲先生的学生和邻居说,袁先生曾经还打算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毛泽东,后因其女儿病故才没成事。
袁仲谦先生还任教过省立一中、明德中学、长郡中学、湖南大学。1929年下半年,因身体 不好,辞去湖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回老家居住。他晚年撰写了《文字源流》、《文学要略》、《书法必究》、《分类文化要略》等著作,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1932年去世,享年64岁,遗体葬于今隆回县罗洪乡孟公村。毛泽东于1952年特为他亲自题写墓文:袁吉六先生之墓。现在,该墓已修葺一新,成为隆回县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许多游客和中小学学生到那里去参观和扫墓。除了有毛泽东的亲笔题字和章士钊、郭沫若先生的对联外,还有袁先生的遗诗两首,其中较短的一首《桃源舟次》这样写道:“莫问仙津路,推篷望晚晴;岸高新涨退,山尽大江平;堤树别来长,水禽飞且呜;途穷归棹早,翻幸我无成”。
周世钊
教育家 爱国民主人士
周世钊,字敦元,别号敦元、东园。湖南省宁乡县人,1897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十)生。九岁入学。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秋毕业与毛泽东同窗五载,情谊甚笃。
周在校品学兼优,好老庄哲学,诗词上颇具造诣,为师生所称道。受徐特立老师的言传身教,矢志从事教育。1918年夏加入毛泽东发起并领导的新民学会,兼工人夜校管理员,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一师毕业后任长沙修业小学国文教员。1919年应毛泽东之邀,担任毛创办的《湘江评论》顾问。毛发起湖南各界人士“驱张运动”,周带领学生参加示威游行。“驱张”胜利后,毛与周等创办了“文化书社”,向青年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不久,何叔衡主办《湖南通俗报》,周应邀任编辑,为该报撰写了一些评击时弊,宣扬新文化的文章。
1921年,周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谢绝参加毛泽东、蔡和森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发展工作,赴南京考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研究教育,1922年转入该校文学院研究中国文学,埋首故纸堆中。1925年春应徐特立聘,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执教国文。翌年,返东南大学复学,1927年毕业。
1927年初居长沙。国共合作时,经徐特立介绍加入国民党,任南岳日报编辑兼一女教员。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周不甘作反动军阀的应声虫,拒绝写反共文章,决然去职,也未参加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先后执教长沙明德中学、稻田中学、长郡中学、周南女中、第一师范、妙高峰中学等学校任国文教员,并任周南女中教导主任多年。抗战八年,周持节自守,不与国民党党棍团痞同流合污,热心实施其“教育救国”的主张。抗战胜利后,1946年正式与国民党脱离关系。1947年7月先后任湖南第一师范、长沙妙高峰中学教员、教导主任。1949年7月,任第一师范代理校长,积极支持学生护校迎解放等进步活动。
长沙解放后,周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领衔与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联名向毛泽东致贺电,毛回函曰:‘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受到莫大鼓舞,更致力于教育事业。1950年9月,应毛泽东邀赴北京,与毛作数次长谈。1951年2月,加入民盟,任湖南省支部委员。同年3月,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检讨过去视教育不超政治之偏颇,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热忱献身新中国教育教育事业。在周主持下,湖南第一师范成绩斐然。1953年选为民盟中央委员。1955年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一师校长。1957年担任民盟湖南省委领导小组第一召集人。1958年出任湖南省副省长,并选为民盟湖南省委主委。周注重调查研究,作风深入,平易近人,生活检朴,洁身自爱。经常深入各大专院校和地县,发现并解决问题,关心知识分子,为发展湖南科技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同时亦为开展民盟省委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周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先后撰写了《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我的师表——徐特立》等文,计数十万字,编辑成册出版。周还在省内外学校工厂报告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教育青少年继承先辈的传统,激励青少年健康成长。
周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主持科教界工作期间,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发言,并上书毛泽东主席,坦陈已见。“文革”开始,即上书毛泽东陈述已见。1967年赴京期间,晋见了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言:“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1972年8月,再次向毛泽东进谏八点意见,涉及“解放老干部”、“为知识分子正名”、“恢复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制止开后门不正之风”、“消除派性”等方面,可谓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诌友,其耿介气节令人钦敬。
周先后当选为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和省人民委员,第一届湖南省政协常委,第二届、三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第三届、四届、五届民盟湖南省委主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民进长沙筹委主委。
张昆弟
(1894~1932) 号芝圃。湖南益阳人。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蔡和森、毛泽东结为好友。1918年4月,参与创建新民学会。1919年10月,与李维汉、李富春等40余人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2月回国到上海。次年春赴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后到石家庄、郑州领导工人运动。1925年2月被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和党团书记。是年冬调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恢复和发展了济南、青岛、淄川、张店等地党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调任中共北方局委员,与蔡和森、王荷波等一起负责恢复北方局的领导机构。1928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候补委员。会后,又列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任顺直省工委书记。1931年春,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工运特派员身份赴湘鄂西苏区领导工人运动。曾任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2年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被惨杀于洪湖翟家湾。
王季范
(1884-197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参事,教育家。
湖南省湘乡县(今湘乡市)人,1884年生于湘乡县南熏乡一个小康家庭。是毛泽东的姨表兄。从小熟读经书,古典文学基础较好。本世纪初考入长沙优级师范(湖南大学前身),毕业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不久升为学监。1914年,毛泽东入第一师范读书,又成为师生,感情日益深厚。对毛泽东不仅经济上解囊相助,学业上认真教诲,还尽力支持其革命活动。当毛泽东因组织学生驱逐校长张干将被开除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使之保住学籍。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几次被反动军警追捕,都由于他救援掩护而度过难关。1927年马日事变他与毛泽东分别,直到1950年才在北京见面。20多年彼此分离,常多方设法捎信问候,互相鼓励。对于他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一直很感激。1951年,毛泽东把他接到北京家中小住,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我”。
1928年,任长郡中学校长,以兴废自任,全力恢复校舍校规,集资添置教学设备,择优录取学生,聘请名师执教。他身教言教并重,与学生同饮食起居,深受学生钦敬。提倡以大义而有专长为教育之本,尤其注重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九一八事变后,痛斥“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败军之将和“亡国大夫”,印发《勘雪耻》、《从军诗》等,激励学生爱国热情,告诫学生“读书莫忘救国”。在一次集会上针对“恐日论”,写“站在宝库上哭穷,睡在武库上害怕”两行大字,说“湖南有丰富的战略资源,是一个良好的用兵之地,应有信心抗战”,“哀莫大于心死,睡狮要醒过来,明耻教战,厉兵袜马,定可迎头痛击来犯之敌。”常利用纪念周和朝会介绍仁人志士和先贤事迹,弘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许多学生在他的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底离开长郡,次年赴河南教育所任秘书长,几个月后回湖南任广益中学校长及育才学校代理校长。尔后全力兴办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设刺绣、美术、缝纫三科,前两科著称全省,为湖南女子教育独树一帜。1944年,该校毁于战火,他将学校迁到湘乡,租民房继续办学。同年夏,日军窜逼湘乡,复迁校至蓝田办学。
全国解放后,重回长郡中学任校董事会董事长,忧国忧民之心不减。曾三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治国方略供毛泽东参考。毛泽东回电致谢。
1953年赴北京,历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关心国家大事,向中央多次献计献策。他的多项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采纳,例如对修建成昆铁路、对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意见,都对人民政府的决策起到资政作用。他四处参观访问,东到辽、沈,西至甘、新,北至内蒙,南至海南岛,特别注意对工业生产和农田水利事业的考察。坚持不倦读书,手不停批,诲人不倦,关心后辈的进步,数十年如一日,其爱国爱党、忧国忧民的情怀,老而弥笃。
1972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8岁。毛泽东送了花圈,缎带上写着:“九哥千古!”
萧三 (1896~1983)
现代诗人。1896年10月生於湖南省湘乡且。原名萧子嶂,有埃弥‧萧、爱梅等笔名。他就读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曾与毛泽东同学。他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并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过小品散文和诗歌。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随後,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30年,萧三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驻代表,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的中文版。1934年,他出席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了发言。在苏联期间他写了不少诗歌,歌颂中国革命,歌颂无产阶级的斗争,谴责帝国主义侵略。这些活动促进了中国革命文学与世界革命文学的交流与汇合。
1939年春回国,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翻译部主任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长期从事世界和平运动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
萧三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1951)和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及续编,都广泛流传。他主张:“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新诗“要向民歌学习,向古典诗歌学习”(《萧三诗选‧自序》)。他的诗感情犟烈,语言流畅、通俗,在创作风格上力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他的主要诗集有《和平之路》(1952)、《友谊之路》(1959)、《萧三诗选》(1960)和《伏枥集》(1963)等。他在苏联用俄文写作出版的诗集有《湘笛集》、《我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埃弥‧萧诗集》和《萧三诗选》等。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萧三是《国际歌》歌词的主要中文译者之一。他还翻译了《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以及一些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
蔡和森
蔡和森(1895~1931)中共初期的中央委员。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出生在上海。蔡和森出生时,正值清朝末年。他的祖上曾做过清廷的小官,父亲是个商人。这样一个封建小官僚、小商人家庭出身的蔡和森,最终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离不开他母亲的熏陶和影响。
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出身于湖南湘乡一个名门望族,但丝毫没有封建富家小姐的习气,她乐于接受新思想,也善于接受新思想,辛亥革命后不久,受革命的鼓舞和激励,年近50的葛健豪毅然报考了湖南女子教育养习所,对于这个年近半百的小脚妇女,学校根本不理睬,但她毫不气馁,到县衙门状告学校剥夺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县知事也是一个尊崇新思想的人,在她的状纸上批了“其志可嘉”四个字,并命学校破格录取;此事在当时成为湖南的一大新闻,蔡和森在成长道路上,受母亲的影响是很多的。
蔡和森四岁时,全家从上海搬回了湖南老家。小时候在母亲的关怀下,蔡和森读过一点书,但13岁时,却被父亲送进了辣酱店当学徒。而蔡和森从小就有哮喘病,体质较弱,一进店却不得不干许多成年人的活,天不亮就起床,一干到天黑。他深深体会到了社会剥削、压迫的辛酸。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在哪里,社会的出路又在哪里。
1911年,蔡和森三年学徒期满,他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奔出店门,跑回家。父亲见他跑回了家气极了,举起旱烟袋就要打,母亲上前拦住了父亲,蔡和森才免去了一顿毒打。父亲问蔡和森打算怎么办,蔡和森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读书!”在母亲的解劝下,父亲勉强同意蔡和森去读书。1911年秋,蔡和森进了双峰初等小学堂。在学校里,他读书刻苦勤奋,进步很快,一年后,就升入双峰高等小学堂读书。1913年1月,他随表兄一起到长沙求学,因为成绩优异被湖南铁路专门学校破格录取。然而不到半年,学校就停办了。他又考进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结识了毛泽东、张昆弟等有进步思想的青年。
1917年6月,蔡和森从学校毕业后本想找一份教书的工作,可是时局的动乱使他没有如愿,他没有懊丧,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之中。当时蔡和森一家几口人,仅凭妹妹蔡畅做教员的一点点收入维持生活,生活十分艰难。每当家里吃不上饭,没米下锅时,蔡和森就装上一篮子书,跟母亲打个招呼,到外面找个地方看书去了。他整天忍着饥饿,一边大量阅读中外新书,一边向老师讨教、与同学切磋。1918年4月,“新民学会”在蔡和森、毛泽东、张昆弟、萧三等到人的倡导下成立了,他们下决心以改造社会为已任。
1918年春末夏初,蔡和森与毛泽东结伴“游学”。他们每人只带一把伞,伞上扎块毛巾,脚上穿一双草鞋,到一处,吃一处遇着农民,他们就帮忙插秧;遇着寺庙,就找和尚谈天;遇着机关、学校,就送幅字,以此解决食宿。当然,也有睡露天,以野果充饥的时候。如此“游学”一个月,走遍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扫等县,更加深刻地了解了社会。
1919年12月,蔡和森与30余名青年一起登海轮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1月20日,蔡和森一行到达法国马赛,由于旅途劳累,蔡和森哮喘病又发作了,他只得先休养一阵,痊愈之后再进学校。在休养期间,他坚持每天去公园锻炼身体,同时随身带着一本《法语字典》,一边查字典,一边阅读法文报纸,猛攻法语。语言关一过,蔡和森便开始研究各国社会情况和社会思潮。在这里,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两年里,他不仅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锋,也为中国共产党的他立做了大量的理论和组织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1921年11月,蔡和森回到了祖国。
1922年7月,蔡和森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党的“三大”至“六大”上,蔡和森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政治局。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于受到了王明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蔡和森被派到香港去主持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
1931年6月10日,香港海员工会要开一次重要会议,蔡和森明知危险却坚持亲临会场。结果蔡和森一进入会场,就被叛徒顾顺章认出,被敌人逮捕了。
在狱中,蔡和森没有被敌人的严刑拷打所吓倒,他以自己坚强的意志、大无畏的革命气慨与敌人作着顽强的斗争。他还以诗明志,表达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信念。敌人无法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信息,便于1931年冬将他杀害了。
蔡畅
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原名咸熙。
1915年入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求学,1916年毕业留校任教,1919年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参加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正式党员。1924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回国,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并在何香凝领导下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兼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
北伐时期,先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兼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上海、香港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在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1928年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兼妇女部部长,江西省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了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
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妇女部部长。1941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后任书记。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提出妇女工作以生产为中心的新方向,纠正了王明在妇女工作领域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错误,开辟了妇女运动的崭新局面。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筹建东北解放区妇女联合会,指导东北土地改革中的妇女工作,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书记。同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1948年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常委、女工部部长。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1949年春,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0年9月11日逝世。